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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得一见的《周易》六爻象与《内经》脏象理论的好文  

2014-11-08 08:56:3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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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得一见的好文
1、试论《周易》六爻象与《内经》脏象理论
《周易》是一部体现变易之书,其变易表现于卦变,而卦变又根于爻变。六十四卦中的任何一卦,皆为六爻组成。如果改变六爻中的某一爻象或几爻象,就变成了另一卦象。可见每一爻的变化,都影响着六十四卦,所谓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,所以,六爻的变化就成了六十四卦变化的核心。因此,“六”的词义,《说文》说:“六,易之数。”《周易》中老阳之数三十六,老阴之数二十四,为质变之数合之为六十;少阴之数三十二,少阳之数二十八,为量变之数,合之亦为六十,总属六之所化。
“易具医之理,医得易为用”,《内经》吸取了《周易》乾之六阳爻,坤之六阴爻分配十二经脉,以一脏一腑、一阴一阳、一表一里相合,形成了人身六脏六腑一个完整的阴阳组合系统。说明乾之六阳爻与坤之六阴爻可体现脏腑间之阴阳变化。房玄龄注《管子·五行》说:“阳至六为纯阳之多也,阴至六为纯阴之多也。禀阴阳之纯以生,故曰人有六多。”结合于人,人禀阴阳之纯以生,阳至六为纯阳之多,腑属阳,六腑为纯阳之多也;阴至六为纯阴之多,脏属阴,六脏为纯阴之多也。张景岳说:“以脏象言之,则自初六至上六为阴为脏:初六次命门,六二次肾,六三次肝,六四次脾,六五次心,上六次肺;初九至上九为阳为腑:初九当膀胱,九二当大肠,九三当小肠,九四当胆,九五当胃,上九当三焦。知乎此,而脏腑之阴阳,内景之高下,象在其中矣”(《类经附翼·医易义》)。说明《内经》藏象理论,亦以六脏六腑应乾之六阳爻与坤之六阴爻,与经络理论是一致的。显然,《周易》以六爻为变化之核心,《内经》六脏为人生理、病理变化之中心也。
既然《内经》藏象理论脏腑为六脏六腑,为何又处处明言五脏六腑呢?很清楚,这是《内经》采用“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”之异常论述方法而已。
2、论《内经》的异常论述方法
由于《内经》成书于战国时代,秦始皇统一六国之际,是我国历史上学术思想空前活跃的一个时期。“诸子蜂起,百家争鸣”的生动局面,也渗透到了医学领域。所以,《内经》成书于这个时代,对五脏的认识与周时大不相同。周时重“心”,而在《内经》中却不重“心”了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。
周时之所以重“心”,是因为“心”在五行中属“土”。《春秋繁露·五行对》说:“土者,五行之主也。”“五行莫贵于土,土者,五行最贵者也,……五声莫贵于宫,五味莫美于甘,五色莫盛于黄。”说明土为万物之母,为万物之尊。人以“心”应之,王朝官职以君主喻之,故谓“心”为五脏之主,为君主之官。《春秋繁露·天地之行》就明确指出:“一国之君犹一体之心也。”土者色黄,所以,皇帝着黄袍,撑黄伞,载黄旗,以土最贵,五色莫盛于黄也。由于把五脏之“心”,象征着一国之君,谁要是否定了“心”的这种高贵地位,谁就是否定了一国之君,谁就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且“五曰土”,所以,周时之五脏因此也具有莫大的威力。
而《内经》所论脏腑,“心”已不属“土”,而是属“火”,显然否定了“心”的那种高贵地位;而且在《内经》中,也不是以“土”为贵。因周时重五行以“五”为贵;而《内经》重“阴阳”,以“六”为贵,“六”者,易之数也。故《内经》所论“五脏之主”,地位在“心”之上。否定了“心”,也就是否定了一国之君。《内经》虽属医书,其后果也必然是书毁人亡。
《内经》的编撰者,为了自保,为了书不被烧毁得以流传,不得不采用了“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”的对策。不得不一方面仍以周时之“心”以论《内经》中之“心”,即仍以“心为五脏之主”仍以“心为君主之官”,而将六脏之真君真主隐藏,改“六脏六腑”仍为“五脏六腑”之说;另一方面不得不应用了种种异常的论述方法,以期将真君真主隐藏,此《内经》采用异常论述方法之所由来也。
《内经》为了隐藏六脏六腑之真主,而采用了种种异常论述方法来分散官方的注意力,这是一个秘密,这个秘密不能让外人知道。所以,《内经》在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中,就明确地发出警告:“非其人勿教,非其真(人)勿授,是谓得道。”并在《素问·气交变大论》中为此做了注解,说:“得其人不教,是谓失道;传非其人,慢泄天宝。”所谓“慢泄天宝”,就是容易泄漏珍贵的宝物之意,所谓“其人”,就是指同一门派的弟子,显然,“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”这一对策,只能让同门弟子知道,一旦被外人知道,必会招来“书毁人亡”的严重后果。
由于《内经》采用了异常的论述方法,致使后世医家对《内经》的学习和研究,产生了不少疑难,就有“不识庐山真面目”之感。如历代医家皆以《内经》不以脑髓为脏;只知“五脏”,不知有“六脏”;只知有“十二官”,却不知“膻中”、“心包络”为何脏;只知“肺主表”,却不知“心肺主表”等。由于历代医家不懂《内经》中的异常论述方法,虽尽毕生之力,也没能闯进《内经》这座神圣之宫的大门。
《内经》中所应用的异常论述方法有哪些?据我胶的体会,主要有:
1、化整为零,散在各篇章;
2、名目在《素问》,内容在《灵枢》;
3、明言其有,实言其无;
4、无其名而有其内容;
5、不同的事物有相同的命名;
6、同一事物有不同的名称;
7、但有其名,而无其位;
8、有其说,而不见其理;
9、明为荒唐,实为至理。
3、清其源,正其流—促进脑科学的发展
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说过:人类出现治疗医学为医学史上的第一次飞跃,防病医学为第二次飞跃,康复医学为第三次飞跃,而智力医学则为第四次飞跃。
目前发展脑科学的主要意义已被称为医学上的第四次飞跃,要开发人体智能,要探索人体生命的奥秘,仍须以大脑为突破口。由于人们已经把脑与宇宙、生命并列为当今世界三大奥秘,且认为人脑又是历次科学革命的发源地,所以中国的科学家们已经在大声疾呼加强对脑科学的研究。
所谓人体科学,说到底就是生命科学,而脑科学是认识生命的基础,不取得脑科学的实质性突破,生命科学之谜也就无法解开。
《内经》是中医理论的奠基,是中医理论之源。显然,我们要开展脑科学研究,首先要研究好《内经》。因为任何一门学科,有流必有源,只有上下探索,清楚其源流,才能了解其全貌,才能知晓整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,才能使这门学科得到进一步的发扬。那么,《内经》究竟是怎样论述“脑髓”的呢?历代医家皆认为《内经》不以脑髓为脏,而以之归属于奇恒之府,其功能归于心,使脑科学的研究受到了很大的限制。我们认为,把脑科学的发展长期处于滞缓状态的原因归之于《内经》,是不合符事实的。真正造成脑科学研究滞缓的原因是历代医家研究方法不对头,没有应用以《周易》研究《内经》的方法把真实情况研究出来。所以我们要正其流,必须首先清其源。
根据我们研究所得,《内经》并没将“脑髓”归之于奇恒之府,而是以之为脏,主六脏六腑之说。有人认为“以脑髓为脏”,是由“方士”提出的,只是不能登医学之堂而未被采纳的。其实,《内经》一书不是出自官家之手,而是出自民间同门学派之手。民间学术之争,也就是门派之争,从《素问·五藏别论》中所载,“余闻方士,……敢问更相反,皆自谓是”,说明当时在脑髓为脏为府的问题上,门派之争非常激烈。更重要的是发现了《内经》种种异常的论述方法,使人们更加清楚:《内经》所言“五藏六府”,均具有“六藏六府”之意。况且中医学的独特理论是整体观,脑髓在生理上与五脏六腑紧密地联系成一个整体:脑髓将所藏先天之火,通过三焦输送到腹中五脏六腑,而五脏六腑所藏之精,通过肾化生为髓,循背脊源源不断地上输至脑,以补脑髓之耗损与不足。正如《内经》所说:阳精所降其人夭,阴精上奉其人寿。这就是人身赖以生存的生理基础;在病理上也是相互影响:五脏病可及脑,而脑病亦可及五脏,说明《内经》确实是以脑髓为脏,而且远比其他五脏更为重要。关于“脑主神明”,《内经》也有明确的论述,如《素问·宣明五气篇》说:“精气并于心则喜,并于肺则悲,并于肝则忧,并于脾则畏,并于肾则恐。”又说:“心藏神,肺藏魄,肝藏魂,脾藏意,肾藏志。”说明《内经》从整体观念出发,认为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,决不简单地归结于脑,而与其他五脏无关。而应归之于脏腑功能的反映。如把神分属于五脏,可是五脏神均上归于脑。进一步说明脑是元首,统帅五脏之神,是众神之长(见《素问·本病论》)。而心神、肺魄、肝魂、脾意、肾志等都是在脑的作用下各自发挥其生理功能。可见“脑主神明”为《内经》所故有,并非“舶来品”。
所以,我们书写此文的目的,主要在于促使人们重新评价《内经》,重视“脑髓”在《内经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,以促进脑科学的迅速发展。
4、《内经》不以“脑髓”为“奇恒之府”
《素问·五藏别论》说:“脑、髓、骨、脉、胆、女子胞,此六者,地气之所生也,皆藏于阴而象于地,故藏而不泻,名曰奇恒之府。”历代医家就据此认为脑髓归属于奇恒之府,因此,近代有人认为:《内经》把脑定为奇恒之府在当时是一种偏见。因为脑是脏还是府,曾有过争鸣,正由于争鸣,不以脑为脏,才确定了脑为奇恒之府。
我们认为,《内经》并没有将脑髓归属于奇恒之府,理由如下:
一、“脑”与“髓”并非联合词组,从“此六者”得知,“脑”与“髓”均为单音字,不可以“脑髓”并称也。
二、在《内经》中,“脑”有二义,一为颅腔义,如《灵枢·海论》:“脑为髓之海。”《素问·五脏生成论》:“诸髓者,皆属于脑。”此中“脑”字,皆颅腔之义也。二为脑髓义,如《灵枢·口问》说:“上气不足,脑为之不满。”《素问·解精微论》:“泣涕者脑也,脑者阴也。……故脑渗为涕。”此中之“脑”字,皆脑髓之义也。当然也有“颅腔”义与“脑髓”义在一句中同用才,如《素问·剌禁论》:“剌头,中脑户,入脑,立死。”句中“中脑户”之“脑”字,乃“颅腔”之义;“入脑”之“脑”字,乃“脑髓”之义也。由于《内经》中之“脑”,具有“颅腔”与“脑髓”两种不同的概念,所以以阅读时当予以严格区分,切不可混为一谈。
三、颅腔中空,具有腑的特点,而其内藏脑髓,脑髓为“真气之所聚”,故藏而不泻,有似脏的一面,说明颅腔既不同于腑,又有别于脏,似脏非脏,似腑非腑,正与“奇恒之府”的形态和其生理功能的特点相同,当以之归属于“奇恒之府”。而“脑髓”位于头颅之中,即颅腔之内,内藏精气而不泻,既不中空,完全具有脏的特点,有别于骨、脉、胆和女子胞。可见,《内经》将脑归属于奇恒之府者,乃颅腔也,非脑髓也。
由此得知,《内经》不以脑髓归属于奇恒之府是很明显的,以脑髓归之于脏也是很明显的。
而《内经》中之“髓”,有脑髓、脊髓与骨髓之分,是根据髓所藏的部位不同而命名:藏于脑则名为脑髓,藏于脊则为脊髓,藏于骨则为骨髓。历史上有人认为“肾生髓”,于是就认定脑髓、脊髓和骨髓,皆由肾精所化生。并因此而篡改经文,将《灵枢·经脉》中“人始生,先成精,精成而脑髓生”改为“人始生,先成肾精,肾精成而脑髓生。”就此而引出“先生二肾”之说。此“肾为先天之本”说之所由来也。我们认为,篡改经文,实不可取。我们且看《灵枢·经脉》这段经文的全文:“人始生,先成精,精成而脑髓生,骨为干,脉为营,筋为刚,肉为墙,皮肤坚而毛发长。”由于肾主骨,心主血脉,肝主筋,脾主肉,肺主皮毛。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后人,人有六脏,是先生脑髓,而后生肾、生心、生肝、生脾、生肺。特别是“肾”,《内经》在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中也说得明白:“肾者主水,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。”五脏六腑之经乃后天之精,是知脑髓为先天之精所化生,而脊髓、骨髓乃后天肾精之所化也。可见,脊髓、骨髓才是“髓”的真实内容,脑髓不在其中。这也说明了“脑髓”不在“奇恒之府”,当属无疑矣。
5、《内经》中“五脏六腑”一词,均为“六脏六腑”之义
《内经》之理来自《周易》,所谓“医理源于易理”,即医易一脉相承也。六,易之数。《内经》脏腑数,自然主“六脏六腑”之说。为了书不被烧毁,不得不仍以周时之心以论《内经》中之心,而将真君真主隐藏,故仍以“五脏六腑”来论《内经》中之“六脏六腑”。因此,我们认为,除了单纯论述腹内三焦地之“五脏六腑”外,其余所论“五脏六腑”均具有“六脏六腑”之义。如:
1、《素问·热论》:“三阴三阳,五脏六腑皆受病,荣卫不行,五藏不通则死矣。”《内经》以三阴三阳分配十二经,十二经脉的脏腑络属为六脏六腑,以一阴一阳、一脏一腑、一表一里相配。说明句中“五脏六府”,实为“六藏六府”之义。
2、《灵枢·经水》云:“凡此五藏六府十二经水者,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,此皆内外相贯,如环无端,人经亦然。”本则经文的内容是十二经水内应十二脏腑:足太阳外合于清水,内属于膀胱;足少阳外合于渭水,内属于胆;足阳明外合于海水,内属于胃;足太阴外合于湖水,内属于脾;足少阴外合于汝水,内属于肾;足厥阴外合于渑水,内属于肝;手太阳外合于淮水,内属于小肠;手少阳外合漯水,内属于三焦;手阳明外合于江水,内属于是大肠;手太阴外合于河水,内属于肺;手少阴外合于济水,内属于心;手心主外合于漳水,内属于心包。非常清楚地以十二经脉,外合十二经水,内应十二脏腑,明明白白是“六藏六府”,却说是“五藏六府”,只能说明《内经》是有意将“六藏六府”说成“五藏六府”,也就是告诉后人,《内经》中之“五藏六府”一词,皆“六藏六府”之义也。
3、《灵枢·逆顺肥瘦》说:“夫冲脉者,五藏六府之海也,五藏六府皆禀焉。”杨玄操注《难经·二十八难》说:“冲者,通也。言此脉下至足,上至头,通受十二经之气血,故曰冲焉。”说明冲脉上至于头,下至于足,贯串全身,能容纳和调节十二经脉之气血,成为“十二经之海”。《灵枢·动腧》说:“冲脉者,十二经之海也”可以为证。可见,这十二经脉之海,就脏腑来说,也就是“六藏六府”之海,而不是“五藏六府”之海,所以本句经文实为:“夫冲脉者,六藏六府之海也,六藏六府皆禀焉。”
如果从阴阳平衡来说,当以一脏一腑、一阴一阳相配,“六藏六府”即是“六阴六阳”,而“五藏六府”却是“五阴六阳”,可见《内经》将“五藏六府”赋予“六藏六府”之义,不无理也。
6、论《内经》以脑髓为脏之一:《内经》非官家所作
自《内经》以降,历代医家皆以《内经》不以脑髓为脏,这是因为:①、历代医家大都是先儒后医,对于儒家思想根深蒂固,反映在思想上表现为尊经博古,所谓“岐黄之言,句句是真理”,对《内经》以周时之心以论《内经》之心,深信不疑;②、历代医家皆以《内经》为官家之作,以脑髓为脏,只是“方士”之说,不能登医学大雅之堂,故其理论未被《内经》作者所采纳;③、历代医家只忠实原文,一字一句从字面上做解,更无法断其理论之是非,始终没能发现《内经》特有的异常的论述方法;④、历代医家皆以《五藏别论》以“脑、髓”归属奇恒之府,已经很明确了。却不明白《内经》中之“脑”具有“颅腔”、“脑髓”两种不同的概念。因此,有人认为将脑归入奇恒之府在当时是一种偏见。这就是说,历代医家对《内经》不以脑髓为脏,是深信无疑的。于是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:《内经》不以脑髓为脏,只作奇恒之府,其功能统属于心。而且这种观念已经僵化。
我们认为:一定历史时期里的文化艺术,就有一定历史时期的特点,因而就要求我们研究任何一部中医典籍,都应当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、去探讨。因此,了解《内经》时代的历史背景,对于研究《内经》有着特殊的意义。
我们认为,《内经》的编写,不是出自正统官方医家之手,而是出自非正统的民间医家。
(一)、由于《内经》成书于战国时代,秦始皇统一六国之时,在秦国编写成书的。当时正处于社会大变革,也正是秦始皇加强思想控制之时,从《内经》以“论文集”的形式成书,完全可以肯定,当时只能以单编或几篇合编的形式流传。这样做,目标小,又分散,一时不能引起官方的注意。既是多单篇别行,当然非官家之作。若出自官家,必以专论形式以全书面貌出现,何用此“论文集”形式!
(二)、由于《内经》中所论之“心”与周时不同,否定了“心”的高贵地位,必会引来杀身之祸。官家国医享受俸禄,但受皇权控制随时都有祸患,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,何况秦始皇文字狱相当残酷,何敢越雷池半步,谁能设想官方医家能撰写《内经》呢?
(三)、《内经》时代,随着社会的大变革,出现了“诸子蜂起,百家争鸣”的生动局面,民间医家也各自师承,分别著书立说进行“争鸣”而且争鸣十分激烈,《五藏别论》所载“余闻方士,……敢问更相反,皆自谓是”,正是民间门派之争的写照。
(四)、《内经》出现种种的异常论述方法,显然是为了应付官府的检查所采取“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”的对策,这足以证明《内经》之作,决非出自官家之手。
(五)、《素问·金匮真言论》中,“非其有勿教,非其真(人)勿授,是谓得道”之语,显然是指某种秘密,只能让同门弟子知道,不能被外人知道。若《内经》出自官家之手,又何须发此警告呢?据此,亦可确定是出自民间医家。
7、《内经》以脑髓为脏之二“心主神明”乃周时之产物
中医学认为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,但神为何脏所藏,何脏所主,一直争论激烈。我们认为,不论“心主神明”或“心脑共主神明”,皆非《内经》所有,均为周时之产物。
据《管子》记载,儒家有所谓“心以藏心”之说。如《管子·内业》说:“我心治,官乃治;我心安,官乃安。治之者心也,安之者心也。心以藏心,心之中又有心焉。”《管子·白心》说:“心之中又有心,意以先言,意然后形,形然后思,思然后知。”房玄龄注“心之中又有心”说:“动乱之心中又有静正之心也。”静,房氏在《管子·侈靡》中注:“静,谋也。”《书·尧典》传注:“静,谋。”说明“动乱之心”者,谓流动血脉之心;而“静正之心”者,谓主静思之心也。可见在儒家哲理中,脑主思维的功能,完全归之于心。此“心脑共主神明”之所由来也。然形成此说当远在《管子》之前。
既然将脑主思维的功能,完全归之于心,故周时就有“心主神明”之说。如《文子·精诚》说:“心乃神明之府,情动乎中,言发乎外。”又说:“人禀天地之灵,心乃神明之府。”《淮南子·叔真训》:“是故神者,智之渊也,……智者,心之府也。”所以,自古“用脑”、“用神”,皆说成“用心”。说明在周时就有“心主神明”之论,非《内经》之产物也明矣。
周时重“心”,来源于周时之五脏,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说:“不留于心志,不滞于五脏,……夫心者,五藏之主也。”由于王朝官职以君主喻“心”,故又有“心为君主之官”之说。因心属土,《春秋繁露·五行相生》:“中央者土,君官也。”在《天地之行》中更明确指出:“一国之君犹一体之心也。”所以周时很重“心”,谁要是否定了“心”的这种高贵地位,就等于否定了一国之君。
《内经》所论“五脏”与“五行”的配比,与周时大不同,特别是改“心属土”为“心属火”,“心”已不是“君主之官”,已不是“五脏六腑之大主”,也不是“心主神明”了。由于否定了“心”的那种高贵地位,其后果必定是引来杀身之祸,书毁人亡。为了自保,为了书得以流传,《内经》不得不采用了“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”的对策,即仍以周时之心以论《内经》中之“心”,即仍以心“为君主之官”,仍“为五脏六腑之大主”,仍以心“主神明”。可见,“心主神明”实非《内经》本意,出于不得已也。《内经》中之种种异常的论述方法,即由此而生。此后人不可不察也。
8、《内经》以脑髓为脏之三 脑髓为先天命门
历代医家皆遵循《难经》以右肾为命门之说,并认为与《内经》所论命门不同,未见有内在联系。由于历代医家不清楚《内经》的异常论述方法,因而不懂《内经》之旨,以《灵枢》所论“命门者,目也”,是指睛明穴而言。如张介宾说:“此盖指太阳经穴终于睛明,睛明所夹之处,是为脑心,乃至命之处,故曰命门”(《类经附翼·求正录》)。所以张氏认为《内经》无命门,但又说:“《内经》既无命门,《难经》何以有之?……《难经》诸篇,皆出《内经》,而此命门,或必有据。意者去古既远,经文不无脱误”也。说明历代医家皆以《内经》无命门之说,故将其所论丢在一旁,皆宗《难经》之说。
谁说《内经》无命门之说呢?《素问·阴阳离合论》说:“太阳根起于至阴,结于命门,名曰阴中之阳。”《内经》明确地在此提出了“命门”之名,“命门”是什么?《灵枢·根结》说:“太阳根于至阴,结于命门。命门者,目也。”《灵枢·卫气》说:“足太阳之本,在跟以上五寸中,标在两络命门。命门者,目也。”《内经》在此反复指出“命门者,目也”,无奈后人不懂《内经》的异常论述方法,“目”就是“命门”的谜也就无法解开了。
医理源于易理。根据《周易》,乾阳为万物之根蒂,是万物资始的动力。说明乾阳为生命之根本,而命门既是“诸神精之所舍,原气之所系”,是人体生命活动之本,所以,命门总不离乾阳之象。《说卦》说:“乾为首,离为目。”《周易集解》荀爽曰:“乾舍于离,相与同居。”人之首,头也,脑也。故“乾舍于离,相与同居”者,谓脑舍于目,脑与目同居,即脑目为一体:脑为体,目为用也。乾阳之所在即命门之所在,乾阳既在脑,那么命门在脑也明矣。所以,《内经》在《灵枢·经脉》中说:“人始生,先成精,精成而脑髓生。”说明人始生是先生脑髓,而非先生两肾。可知脑髓为“先天之本”。《素问·五藏生成论》说:“诸脉者,皆属于目”《灵枢·口问》:“目者,宗脉之所聚也。”而宗脉又入于脑,说明目周孔窍与脑通。可知,《内经》以目为命门者,即以脑髓为命门也。
《内经》对肾的论述,也是很明确的,《素问·上古天真论》说:“肾者主水,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。”五藏六府之精乃后天之精,说明肾中所藏乃后天之精,当为后天之本也。
由此可见,脑髓为先天之本,肾为后天之本,脑与肾乃先天与后天之关系:先天滋后天,后天养先天。传统理论认为:肾精生脑髓。显然与《内经》不合。按照《内经》本意,是脑髓生肾精,肾精补养脑髓。这以脑髓为脏,为五脏六腑之大主,奠定了理论基础。
我们可以得出结论:《内经》以脑髓为先天命门,是以先天八卦方位图为依据的;《难经》以右肾为后天命门,是以后天八卦方位图为依据的,两者是先天与后天的关系。谁说《内经》无命门,谁说《难经》以右肾为命门与《内经》没有内在联系呢?
9、《内经》以脑髓为脏之四 脑髓为六脏六腑之大主
《素问·灵兰秘典论》提出“十二官”,并着重指出“主明则下安”,“主不明则十二官危”。说明周时以“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”,实乃十一官之主也,本则经文提出“十二官”之主,乃六脏六腑真正之大主。这个真正的大主是哪一脏?却没有明确指出。明代赵献可认为:这个十二官的人身之主,是命门,其地位在“心”之上。并且认定“命门即在两肾各一寸五分之间,当一身之中。”但我们认为,命门有先天命门与后天命门之分,赵氏所指的命门,当为五脏六腑后天之命门。而我们认定的命门乃先天命门脑。只有先天命门脑才真是六脏六腑十二官之大主:
一、脑为先天命门
《周易·说卦》指出:“乾为首,坤为腹。”首即指头,脑髓藏于头。脑髓为先天命门,命门之所在即乾阳之所在,故以脑髓象乾;五脏六腑居胸腹之中,而胸腹为纯阴之坤地,本无生命力,故以五脏六腑象坤。然“孤阴不生,独阳不长”,只有乾阳下交坤地与坤阴气交,万物始能资生。所以,《素问·天元纪大论》说:“在天为气,在地成形,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。”又在《素问·六微旨大论》中进一步指出:“天枢之上,天气主之;天枢之下,地气主之。气交之分,人气从之,万物由之。”结合人体,乾阳下交坤阴,是通过“心包络与三焦为表里”来体现的。《难经》在《六十六难》中解释说:“三焦者,原气之别使也”,原气即元气,元气乃命门之火,所以“三焦者,原气之别使也”,即三焦为脑髓将命门火输送到腹中上、中、下三焦以激发出五脏六腑之功能也。说明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,均由脑所主宰。这是因为阳为阴之主,阴为阳之基,从而构成了脑髓与五脏六腑的主从关系。脑髓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也。
二、脑总统五脏神
《素问·本病论》说:“神失守位,即神游上丹田,在太乙帝君泥丸宫下。”原注:“太乙帝君在头,曰泥丸宫,总众神也。”所谓泥丸宫总众神,即脑髓总统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五脏神也。说明脑髓为六脏六腑之大主,脑明则下安,脑不明则十二官危,脑与五脏六腑十二官不得相失也。
三、脑通过眼耳口鼻舌统管五脏六腑
眼、耳、口、鼻、舌五官聚于首,位最高,其所知觉之象,必先入于脑。很明显,不但五官属脑,而且五官各有其窍通五脏,说明脑病可及五脏,五脏病也可及脑,所谓“脑窍通则窍窍通”。是以得知:脑髓通过五官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也。
此外,脑髓还可通过经络为五脏六腑之大主。
上述脑髓的这些功能,“心”是无法取代的。所谓“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”者,乃周时之产物。《内经》中云“心为五脏六腑之主”者,乃“明修栈道,暗渡陈仓”之手法而已。
10、“七损八益”是《内经》调理阴阳之根本大法
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中“七损八益”一语,由于原文未作任何解说,一直是个疑案。1989年1月出版的《中国古代房事养生学》对此做出了解释,说:“以《天下至道谈》 所论为依据,用来解释《内经》所论‘七损八益’,无不丝丝入扣,着着吻合,就使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学术悬案,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。”《天下至道谈》所论“七损八益”,是指两性房室生活:有七种做法对于人体有损害,有八种做法对人体有补益作用。自此之后,对“七损八益”的解释,已成定论。
然令人有疑。因《阴阳应象大论》全篇是在论述自然界中阴阳五行的变化,与房中术内容毫不相干。特别是“七损八益”是在黄帝提问“调此二者奈何”后岐伯回答的,他说:“能知七损八益,则二者可调。”而黄帝所问“调此二者奈何”,又是紧接上文“法阴阳奈何”之后提出来的。由此得知,黄帝所问“调此二者奈何”中之“二者”,即指“阴阳”而言也。说明“七损八益”是《内经》调理阴阳之根本大法。因此,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,《素问》中的“七损八益”与《天下至道谈》中的意义不同,不可以《天下至道谈》作解也。
我们认为,“七损八益”中的“七”与“八”不是数而是象,它的真实含义来源于《周易》八经卦。《说卦》中之“参天两地”,即“天三地两”。天为阳,以“—”表示;地为阴,以“--”表示,这样,八经卦的象数为:
乾九 坤六 震七 坎七 艮七 巽八 离八 兑八
由于乾卦象天,象数九,故称“九”为“老阳之数”;坤卦象地,象数为六,故称“六”为“老阴之数”。九、六为阴阳之极,为不可调之质变之象也。震‘坎、艮三卦,多阴少阳,故称此三卦之象数“七”为“少阳之数”,巽、离、兑三卦,多阳少阴,故称此三卦之象数“八”,为“少阴之数”。七、八为阴阳量变之象,为可调之阴阳消长之量。由此得知:七,为可调之阳;八,为可调之阴。所以“七损八益”,就是“阳损阴益”,也就是“损益阴阳”。
“七损八益”中之“损”与“益”,为《易经》六十四卦中之“损卦”与“益卦”。《杂卦》云:“损益衰盛之始也。”《序卦》云:“损而不已必益,益而不已必决。”说明损与益是相对的,也是相互转化的。损益的目的,是为了维护阴阳的平衡。
“七损八益”为《内经》调理阴阳之根本大法,在后世医学中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如《难经》“泻南方,补北方”之说,王冰提出“壮水之主,以制阳光”,“益火之原以消阴翳”的著名论断;刘完素“降心火,益肾水”的主张;朱丹溪提出“气常有余,血常不足”,从而创造出著名的养阴学说,无一不受“七损八益”、损益阴阳理论的影响, 在《伤寒论》与温病学中,“损阳益阴”的应用更具有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。
11、《内经》所论“五脏”与周时不同
“五脏”一词,并非始于《内经》,而以《礼记·月令》或《吕氏春秋·十二纪》的五脏为象的古医经书《阴阳疗疾法》,早已亡佚。据近人考证《礼记·月令》或《吕氏春秋·十二纪》的五脏之象,来自古文经学;而《黄帝内经》五脏之象出于今文经学。若果如此,我们便以《月令》或《十二纪》所论五脏,称为周时五脏之象。
根据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得知,《月令》或《十二纪》中五行与五藏的配比,是根据祭祀牺牲(动物)南向时,用以祭祀的五脏的可见部分之方位来确定的:
脾 春, 东方木; 肺 夏, 南方火; 肝 秋 西方金;
肾 冬, 北方水; 心 季夏, 中央土。
此谓五脏应四时五行也。所谓五脏的“可见部分”,近乎今之解剖部位,是具有“形态”的。正因为是具有形态的“实体”,才能取出以供祭祀之用。这些“实体”,实则为死体(牺牲品)的形骸。
可见,周时所论五脏系指可以目见、可以祭祀的部分,是“死物”,因而意义浅显;而《内经》所论五脏,则是充满生机的,有气有血的活体。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表出了五脏生生之象。可知,《内经》中的五脏,实际上远远超越了西方医学中心、肝、脾、肺、肾的解剖意义,而是各自为一生生系统,五脏之间通过生、克构成一个更大的生生系统,即总系统。由于这个系统充满生机,是有气有血的活体,是有“层次”的,如“心”的里层是“心”,表层是脉和舌。脉象和舌象,不仅是“心”的表象,而且由于五脏是一个总系统,因此又是五脏共同的表象。故二者是中医诊断的主要依据之一;五脏的“表层”,还有声、音、味、臭、色、变动等,这些都是可望、可闻之象。因此,中医的“望、闻、问、切”四诊,除“问”以外,其余皆可由表象而求得五脏之顺逆吉凶也。所以,《内经》所论五脏与周时之五脏是不同的。完全可以说:“内经”所论五脏的医学,是“活人医学”,而周时所论五脏的医学是“死人医学”。由于《内经》所论五脏与周时之五脏不同,所以,在五脏与五行的配比上,也有着明显的不同:
五行 木 火 土 金 水
《吕氏春秋》 脾 肺 心 肝 肾
《内经》 肝 心 脾 肺 肾
12、我的“奇谈怪论”
我写了一本《〈黄帝内经〉基础理论研究》,书稿完成,无力出版,集资也难,因此也就没有认真修改,油印了几本,搁置一边。书稿文笔拙劣,不便一读。但本书稿有一个特点,与《内经新识》大不同:彼以“引西说”以“证中医”;我以“引《周易》以解《内经》,不西化,走中医自己的道路。”自知既无资历,又无学历,且不以医为业。加以起步迟,起点低,无所约束,不免信口开河。所提出的见解,当属“奇谈怪论”之类,不能登大雅之堂。所谓“奇谈怪论”,就是指研究《内经》所得,与《21世纪课程教材·中医基础理论》大相径庭:
1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,肾为先天之本,脾为后天之本。我们认为:脑髓为先天之本,肾为后天之本。
2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:肾精生脑髓,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同藏于肾中。我们认为:脑髓生肾精,先天之精藏于脑髓,后天之精才藏于肾中。
3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:不以脑髓为脏,主五脏六腑之说。我们认为:以脑髓为脏,主六脏六腑说。
4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:《难经》以右肾为命门,与《内经》并无内在联系。我们认为:《内经》以脑髓为命门,是谓先天命门,与《难经》所论是先天与后天的关系。
5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:心为君主之官,为五脏六腑之大主。我们认为:脑髓为君主之官,为六脏六腑之大主。
6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:肺主一身之表。我们认为:心肺主一身之表。
7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:肝居下焦,排除在中焦之外。我们认为:肝与脾同居中焦。
8、《21世纪》教材对于“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”之说,宗李东垣“胆气春升,则余脏从之”作解。我们认为:“取决于”即“阙如”二字,与“胆气春升”毫不相干。
9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,“左肝右肺”之说,是指“肝和肺的生理功能特点而言”。我们认为,此说体现了中华民族古文化的博、大、精、深,是后天八卦方位图脏气升降运动的一个缩影。
10、《21世纪》教材认为,心包络是心脏的外包膜。我们认为,心包络是脑髓的代用词。
以上就是我的“奇谈怪论”,君以为然否?
13、“脾不可为后天之本”辨
我们根据《内经》所论,肾为后天之本,那么脾就不可为后天之本了。后世医家之以脾为后天之本者,其根据有三:1、脾为后天之本,是受周时“心属土”的影响。周时以“土”为贵,“五行莫贵于土”也。所以,“心”为君主之官,为五脏六腑之大主。2、《内经》虽以“脾属土”,但“心”仍为君主之官,说明“土”仍然高贵,自然脾也当贵重。《素问·平人气象论》说:“人以水谷为本,故人绝水谷则死,脉无胃气亦死。”3、李东垣认为“元气非胃气不能滋之”,得出脾胃是元气之本的论点。其实,“土”在周时确很重视,但到《内经》中就只强调“水谷”很重要。虽有“脉无胃气亦死”之语,但此中“胃气”,并非脾胃之气。这一点李东垣是很清楚的,其谓“元气非胃气不能滋之”之“胃气”,亦非单指脾胃之气,他在《脾胃论》中说:“悉言人以胃气为本。盖人受水谷之气以生,所谓清气、营气、运气、卫气、春升之气,皆胃气之别称也。”可见李氏之所谓胃气,是包罗全身之正气。所以,根据李氏的解释,“悉言人以胃气为本”者,即“悉言人以全身正气为本”也。全身正气亦即五脏六腑后天之精气也。
因此,李中梓之论“脾为后天之本”者,在于“安谷则昌,绝谷则亡”。他说:“脾何以为后天本?盖婴儿既生,一日不再食则饥,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。经云‘安谷则昌,绝谷则亡’,犹兵家之饷道也。饷道一绝,万众立散;胃气一败,百药难施。一有此生,必资谷气。谷入于胃,洒陈于六腑而气至,和调于五脏而血生,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。故曰后天之本在脾”(《医宗必读》)。说明李中梓之以脾为后天之本,在于水谷,与《内经》所论之水谷是一致的。只可谓“民以食为天”,不可谓“脾为后天之本”也。因五脏六腑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,而胃只不过是“腐熟”水谷之场所,其由脾胃所化生之水谷精微,均由脾这条输送之通道,上输至心肺,并没有将所化生之水谷精微藏于脾。又何谓“脾为后天之本”耶?脾的生理功能无此后天之本的作用,徒有空名而已。
我们认为,“脾为后天之本”之“本”字,乃根本、基地之义。水谷只是在脾胃中腐熟化生精微,并没有以脾胃为基地而将水谷精微储藏于此,而是源源不断地由脾将水谷精微上输心肺,故脾不可谓后天之本也。
所谓“人绝水谷一、二日而不死”者,脾胃已是胃虚肠空,脾无水谷精微可上输,拿什么去重新供给五脏六腑在这一、二日生理活动之所需?此时只有肾将所藏五脏六腑之精,重新供给五脏六腑在这一、二日生理活动之所需,说明肾是藏水谷精微之基地,故可谓肾为后天之本,不可谓脾为后天之本也。
14、论“五脏六腑”之由来
“五脏六腑”一词,并非来源于《内经》,而是由来已久。众所周知,《洪范》言五行,《周易》道阴阳,故有阴阳出自《周易》,五行源于《洪范》之说。
《洪范》,是五行学说史上一篇划时代的著作,其中未见有阴阳观念。表明当时阴阳、五行尚未合流。《洪范》之成为划时代意义,主要在于它第一次系统表述了以“顺五行”为核心的治理天下之大法,而将整个世界纳入五行系统之中。故《洪范》九畴,首列五行,其于五行这序说:“一曰水,二曰火,三曰木,四曰金,五曰土。”《春秋繁露·五行对》说:“土者,五行之主也”,“五行莫贵于土。”所以五行学说极为重视“五”。
《周易》长期被目为《道阴阳》之书,实际上,《周易》的卦辞、爻辞中均无阴阳词句,可见《周易》原本并无阴阳观念,而系统解说《周易》的最早文献,目前只能见到《易传》七种十篇。这十篇称作“十翼”,十翼以阴阳观念解说《周易》,这实际是《易传》将《周易》纳入了阴阳思想体系,《周易》反倒成了一部道阴阳的书。而《易经》是一部变易之书,其变易表现在卦变,而卦变又根于六爻之变,说明“六”在《易经》中是个神奇的字,以阴阳之变在于“六”也。
阴阳学说与五行学说,原本是互不相关的,由于《易传·系辞》中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这个学术问题,阴阳与五行两种学说因学术上的需要,均自乱家法,相互渗透融合了。由于“一阴”之“阴”,指阴爻(--)、两地;“一阳”之“阳”,指阳爻(—)、参天。所以,一阴[(—)二]、一阳[(—)三]合而为五,这个“五”就成了道的象数。五,《说文》:“五行也,从=,阴阳在天地间交午也。”“二”象天地,天阳下降,地阴上升,天地交泰生万物而化五行。说明阴阳化五行,五行衍万物也。进一步说明五行也蕴含着阴阳消息,看来,两者的关系非常密切,正如张介宾说:“五行即阴阳之质,阴阳即五行之气,气非质不立,质非气不行,行也者,所以行阴阳之气也”(《类经图翼·五行生成解》)。由于两派融合,就产生了阴阳五行学说。
五行,只有五个数,“土”为五行之主,与人体生命科学的关系,主要在于与脏腑的关系:“五曰土”,土属阴,脏亦属阴,故主“五脏五腑”之说。(《灵枢·本输》有五脏合五腑之说)。而《周易》论阴阳,脏腑之数取成数,“六”为成数二四六八十之主,自然以“六脏六脏”立论。由于政治上的原因,周时以“心属土”,土为万物之尊,所以“一国之君犹一体之心也。”而五曰土,显然当时“五”的威力极大,谁要是否定了“五”,就是否定了“土”,就是否认了“心”,就是否认了“一国之君”,因此,为了不触怒朝廷,阴阳五行学说取“五脏六腑”为脏腑之数,此“五脏六腑”之所由来也。从“五脏六腑”一词可以看出,是“五行”与“阴耻”相互渗透过渡时期的产物。
15、“左肝右肺”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博、大、精、深
中医“左肝右肺”一说,来源于《内经》,这是《内经》中的一个千古之谜。因此,西医曾经有人想从《内经》入手,抓住“左肝右肺”之说,大做文章,并以现代解剖学相对照,攻击中医学古老、不科学,讥笑中医理论太荒唐!
“左肝右肺”的真正含义,究竟是什么?
“左肝右肺”一词,是“肝生于左,肺藏于右”之省,出自《素问·剌禁论》篇,原文说:“肝生于左,肺藏于右,心部于表,肾治于里,脾为之使,胃为之市。”显然,“左肝右肺”只是前面的两句话,与全文分裂开来,这是“断章取义”,这种认识方法,完全体现了西方文化“主、客”分裂的特点,就以“左肝右肺”与现代化解剖学相对应,就得出了中医理论不科学的结论。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“物、我为一”的“大一统”。必须把“左肝右肺”置于全文之中,不可分割。只有置于全文之中,才能体现出一个完整的意义。
中华民族文化博、大、精、深,要解开“左肝右肺”之谜,必须扩大知识面,不能局限在《内经》范围之内。“医理源于易理”。说明医易是一脉相承的,若舍易论医,《内经》中的许多秘密就难以完全揭开。
根据《内经》,人类居于天地“气交”之中。天地阴阳二气是这样进行气交运动的:“上者右行,下者左行”(《素问·五运行大论》)。所谓“上者右行”,言天气右旋,自东而西以降于地,所谓“下者左行”,言地气左转,自西而东以升于天。所以,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说:“左右者,阴阳之道路也。”
根据《内经》,“人与天地相应也”(《灵枢·露》)。说明人体脏腑之间,也存在着脏气升降相交运动。人出生后,人体已由先天转入后天,《周易》八卦也由先天八卦转入后天八卦。《内经》在《灵枢·九宫八风》中所应用的“九宫八风图”,就是后天八卦方位图。这个后天八卦方位图来源于洛书。
洛书为人体脏象方位学奠定了基础:正北方为坎卦属水,水性寒,寒气通于肾,故肾位正北方;正南方为离卦,为火性热,热气通于心,故心位正南方;正东方为震卦,秉风雷之性,风气通于肝,故肝应正东方;正西方为兑卦属金性凉燥,燥气通于肺,故肺位正西方;中央属坤土性阴属湿,湿气通于脾,故脾居正中。
洛书不但为人体脏象方位学奠定了基础,而且为脏气升降确定了其运行方向。因水为至阴,故居于下;火为至阳,则居于上;木主升发,故居于左,方位在东;金主收降,则位于右,方位在西;土为成数之母,故居于中。如此,脏气升降图为:心火下降,肾水上济,肝木左升,肺金右降。脾胃居中,为升降之枢纽:脾之所以升,肝辅之也;肺气降胃气亦随之降也。从上述脏腑气机升降图,完全可以得出结论:“左肝右肺”,不是指肝居于左,肺居于右。而肝与左,肺与右,只是代表着全身阴阳、气血升降之通道。所以,“肝生于左,肺藏于右”,当正确解释如下:
“肝生于左”,生,《广雅》:“生,出也。”出,《考工记》玉人注:“向上谓之出”。左,乃《五运行大论》中“下者左行”之“左”。故“肝生于左”者,谓肝气从左向上升也。
“肺藏于右”,藏,《词源》:“潜匿”也。潜,《中华大字典》:“潜,沈下”,“沈,下也”。右,乃《五运行大论》中“上者右行”之“右”。故“肺藏于右”者,谓肺气从右下降也。
总之,《内经》“左肝右肺”之说,全从易理而来,体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博、大、精、深。说“中医理论太荒唐”者,是其知识面不广,不了解中国古文化之过也。
16、是“心肺主表”,而不是“肺主表”
《21世纪课程教材·中医基础理论》说:“肺主一身之表,外合皮毛,宣发卫气,抵御外邪,护卫肌表。
“肺主表”之说,早见于《内经》,如《素问·痿论》:“肺让身之皮毛。”《五藏生成篇》说:“肺之合皮也,其荣毛也。”《六节藏象论》说:“肺者……其华在毛,其充在皮。”后世医家因此皆认为“肺主表”为《内经》之旨,但我们认为,“肺主表”之说虽来自《内经》,但只是《内经》所论“主表”的一个方面,而另一个方面,却在《素问·剌禁论》中:“心部于表,肾治于里。”部,《荀子·王霸编》:“名声部发於天地之间。”注:“部犹分布也”。是知“心部于表”,谓心分布于表也。显然,当以“肺主表”与“心部于表”两者结合起来,为“心肺主表”说,才能体现《内经》一个完整的理论。
“心肺主表”的理论,可从《五藏别论》与《六节藏象论》中得到证明。两论皆有“五气入鼻,藏于心肺”之语,肺开窍于鼻,心亦开窍于鼻也。说明肺与心是相通的。“肺朝百脉”,此其证也。
“心肺主表”之理,在《灵枢·营卫生会》说得很清楚。由于心主血属营,肺主气属卫,故云:“营在脉中,卫在脉外,营周不休,五十而复大会。阴阳相贯,如环无端。”气为阳属卫,血为阴属营,“阴阳相贯”即“营卫相通”也。“营卫相通”,谓卫阳可入脉为营阴,营阴可出脉为卫阳也。所以,张介宾在《类经·营卫三焦》中说:“虽卫主气在外,然亦何尝无血。营主血而在内,然亦何尝无气。故营中未必无卫,卫中未必无营。但行于内者便谓之营,行于外者便谓之卫。此人阴阳交感之道,分之则二,合之则一而已。”
张仲景继承了《内经》“心肺主表”之论,所立麻黄、桂枝二方,均从营卫立论。王旭高在《退思集类方歌注》中说:“仲景治太阳初病,必从心营肺卫立方也”。对于《伤寒论》中营卫不和,心肺受病的道理,柯韵伯在《伤寒论翼·太阳病解》中说:“营卫行于表,而发源于心肺。故太阳病则营卫病,营卫病则心肺病矣。心病则恶寒,肺病则发热。心病则烦,肺病则喘。桂枝疗寒,芍药止烦;麻黄散热,杏仁除喘。所以和营者,正所以宁心也;所以调卫者,正所以保肺也。”
临床常遇有服麻黄汤汗不出者,必有心营郁热和心阴不足两端。对于心营有郁热的患者,张锡纯必于麻黄汤中加知母顾及心营郁热,而汗必出而解也。对于心阴不足的患者,同样有恶寒、发热、无汗等表证,但脉寸关浮紧而尺部独迟,此为阴血不足,若不养血则无以滋汗源以作汗。所以张介宾立有“求汗于血”之法。我们对此类患者,常于麻黄汤中加当归、熟地,即能作汗而解。由此可见,“肺主表”与“心肺主表”,虽只有一字之差,但疗效大不同,当引起人们注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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